2026年3月13日，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监管执法行动横扫中信证券、国泰君安等中资头部投行，震惊香港金融圈，多家外媒第一时间报道行动细节。一年之内在十余笔配售和IPO中，向多个中国科技企业累计投入数百亿港元的无极资本也被卷入调查。
港股市场从来不缺资本，但像无极资本这样重仓押注AI、新能源、机器人硬科技赛道实属罕见。一时间各路媒体议论纷纷，除了关注无极资本的投决逻辑，也有更多目光投向了无极资本的创始人——钱涛。
同学记忆：拿奖学金炒股的上海“学霸”
时间拨回2004年，18岁的钱涛从位于上中路400号的上海中学毕业，拖着行李箱走进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校园，选了经济学与数学双专业，密歇根大学作为全美顶尖的公立学校，数学系也常年处在第一梯队，可以说钱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学霸”。
据其一位在金融业工作的大学校友回忆，“钱涛性格很内向，除了上课之外，业余爱好就是打篮球”。大二那年钱涛做了一件在当时留学生圈里颇为“出圈”的事，把全额奖学金直接投进股票账户，几轮操作下来，本金愣是翻了五倍，让同学们记住了这个“不爱说话”的钱涛。
2006年，钱涛拿到了华尔街顶级交易机构的自营部门实习offer，一个大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几乎是被迫快速成长。和赚取服务费的投行线不同，自营交易用的是公司自己的真金白银，覆盖股票、债券、外汇、衍生品，同时承担做市和宏观策略研判职能。用今天的话说，那是整家机构的”大脑中枢”，可以说那个暑假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”筑基期”。
大摩投行：锚定科技赛道的伏笔
通过查阅香港证监会持牌人士历史资料，结合媒体公开报道，钱涛在大学毕业后先是加入汇丰银行投行部，随后2010年进入了摩根士丹利投行部亚太科技组。
当年大摩亚洲科技组在亚太投行赛道是绝对的“老大哥”，带领外资投行牢牢攥住中国科创企业出海上市的核心通路，但凡有头部中企赴港、赴美募资，项目资源几乎尽数流向其手中，当时的中资投行根本没有还手竞争的资本。
什么样的技术壁垒能撑起高估值、什么阶段的商业化节奏最容易被市场认可、跨境资本流动的规则如何影响交易定价——这些认知不是课堂能教的，全是靠实战一点点打磨出来的。
彼时正值中概股赴美IPO浪潮正酣，多宗半导体和互联网公司的跨境并购，都出自这个团队之手，在这个岗位上，钱涛深度参与了一线项目的尽调、估值建模和交易结构设计。跟过的项目多了，他对硬科技公司的判断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坐标系。钱涛此后十余年始终锚定硬科技赛道，骨子里都刻着对中国科技股的信仰，从他选择踏入大摩投行的这一步便早已埋下伏笔。
回国创业：百亿资本的“第一桶金”
可以想见，钱涛在投行的工作中，需要对接大量境内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，频繁往返内地和香港，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制度演进必然有着更敏感的触觉。根据中基协相关记录，钱涛在离开大摩后回到深圳创业，而等待他的不仅是从外人看来光鲜投行人士到回国创业的身份转变，更是中国股市“大时代”的揭幕。
2010年春天，沪深300股指期货在中金所鸣锣上市。这个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金融工具，在当时意味着A股市场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对冲手段。
此前，海外玩了多年的期现价差交易策略、统计相对价值交易策略、市场中性策略，在国内完全没有施展空间。有量化行业早期从业者回顾，2010年时全国专职做量化的团队掰着手指头数不超过二十家，多数只有几个人，策略体系粗糙，市场定价错位大量存在。
“放弃投行工作回内地创业是需要勇气的，尤其是在创业初期，大家都非常艰难，生活条件落差也非常大”一位曾与钱涛早期合作过的量化基金创始人透露，那几年钱涛用自己做的数学模型，主要策略是股指期货、商品期货和外汇等主观及相对价值交易。
“当时他出劣后资金，总部在深圳的全国性大型股份制银行给他配了超过10倍杠杆。你要知道在当时的A股市场，信息效率和定价效率都不高，如果配合高杠杆，年化收益是十分可观的。哪怕后面他也因为政策层面的收紧，经历了深度回撤，但基本上他是在这个时期赚到‘第一桶金’,也是他后来投资的基础”。
回过头看，2010年到2015年是国内量化投资最梦幻的五年。市场从无效走向有效的过程中，给第一批先行者留下了足够宽的利润空间。幻方量化的梁文锋也是在同样的时间窗口里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跨越，钱涛和他们一样，站在了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红利的风口上。
梳理钱涛的“发家史”，大学实习给他装上了市场交易的底层操作系统，投行经历让他练就了产业研判的顶层视角，回国创业的几年则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张。体现在无极资本的投资风格上，就是既敢在配售中数十亿地重仓押注，又能在赛道选择上保持长期不漂移。
可如今针对头部投行的监管调查迟迟没有尘埃落定，悬而未决的核查如同一块巨石压在市场心头，所有人都在屏息观望：这家港股资本新贵，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命运转折？（来源：达摩财经）
